[15]那么，这些类型的国家机关是否都可能成为《民族区域自治法》中的上级国家机关呢？ （一）行政机关属于上级国家机关吗？ 目前学界对这一点的认可态度是空前一致的。
[63] 值得注意的是，在保护人的精神性人格领域，很多国家的宪法理论实际上都发展出宪法对第三人的效力或水平效力，尊严条款可以直接规范平等主体之间的行为。因此，我们对尊严的理解要想达到新的共识，必须建立在感同身受，努力理解他人的生活与道德判断的基础上，[86]人类对彼此的生活应该有宽容精神与同情心。
2.尊严保障范围确定的三种方式 既然尊严具有权利属性，那么就一定有其保障范围，也就是其所要保护的利益在法律上的范围。在西方的语境里，尊严的不可冒犯性主张最终发展出立宪主义和有限国家论。（3）参与公共（政治）生活 选举、言论、集会等参与公共生活的方式也经常被认为有助于促进社会整体思想进步和提升公共生活的质量。康德在《道德形而上学原理》中使用德语Würde来指称尊严，意指价值(worth)，也即值得追求的事物。[78]前者意味着尊严只是一种外在的待人接物规则，而规则背后的价值才是我们需要维护的。
[13] 康德进一步认为，人性尊严的基础在于自治（autonomy），[14]在于每一个人可以不受干涉的、按照客观的道德实践法则来行动，从而对其他人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道德戒律：不要将他人作为工具来对待，而必须作为目的。[76]【德】派普斯：人性尊严之保护，《当代法治国图像》，蔡宗珍等译，元照出版集团2014年版，第61页。[26]这样一个高答复比例，意味着目前的制度设计无法有效降低政府信息公开申请量和答复量。
最后是通过加强行政机关在告知书中的认定理由方面的解释说明义务，即认定为纠缠申请的理由应具体、特定并具说服力。[10]韩国以及印度申请权滥用例子也时有出现。但是如果申请目的是想了解哪些人参与了该项决策，那么该次会议参加人员的信息就不是琐碎的。其中一区2014年全年共有704件来自个人的申请。
[21]http: //www. the-laws. com/Encyclopedia/Browse/Case? Caseld＝812102063000, Retrieved 2015-07-28. [22]肖卫兵：《上海政府信息公开十年：成就、挑战和前瞻》，《电子政务》2014年第10期，第12页。但是重复申请不一定构成纠缠申请，也不是纠缠申请的全部。
我们只有通过对申请权滥用行为的规制，才能有助于公共资源的合理配置以及将申请权引到正常的以信息为需求的轨道当中。例如行政机关有义务首次以告知书形式告知申请人该纠缠申请认定行为。这些实际情况在我们思考对申请权滥用行为进行规制时不可忽略。[15]具体来看，如果申请人申请当中出现了攻击性言语、对单位或个人表达了不满、无中生有的控诉等，就有构成纠缠申请的嫌疑。
因此，我们有必要对申请权滥用行为的规制问题展开系统研究。第七，应当对行政机关认定申请权滥用行为有所制约，将纠缠申请控制在极少数范围内。它围绕申请人递交的申请本身对申请权滥用行为予以规制。综合各国关于申请权滥用行为规制的法律规定及实践，我们认为有基于申请、申请人、所申请信息及申请三种规制申请权滥用行为的立法模式。
另一方面是信息公开法对申请人赋予了更大的明确申请内容义务。排名第二三位的申请人实为父子俩，共递交了119件申请，合计占了个人申请量的16. 90％。
而作为申请人陆某本人则认为自己提出申请存有正当目的。[33]苏格兰信息专员在其2013年最近颁布的关于纠缠申请认定的指引当中更是强调了这点。
但是，结合历年答复情况来看，全部公开所占历年依申请答复量的比例却呈现下降趋势。（二）基于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及所申请的信息角度立法 第二种是基于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及所申请的信息角度立法。在我国，所申请的信息更多是房屋拆迁补偿信息，被申请部门集中在住房保障、规划和建设部门。[24]这违背了我国突出以主动公开为核心的信息公开法的设计初衷。从更好解决历史信息公开问题这点考虑，在我国对申请权进行适当限制是必要的。遇到纠缠申请时，行政机关通常以非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进行答复，但这只适用于申请人申请内容不明确情形。
认定为纠缠申请数量多的部门甚至还可有自身的操作指引，突出个性和具体例子方式提醒潜在申请人申请时注意。过去七年来，甚至有些地方如上海十年来的信息公开实践给我们分析我国实际情况提供了丰富素材。
全部公开答复占比在58.44％，接近及格线水平。3．当地政府邀请巫师等提供服务的次数以及这些服务是否用于成年人、孩童、宠物或建筑物。
[31]不同于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等实体性不予公开理由，行政机关启用程序性不予公开理由时，不必受制于公共利益衡量（Public interest test），即不需在公开的公共利益和不公开的公共利益间进行权衡后作出答复决定。但是，信息专员也提醒，行政机关应当允许来自申请人申请的一定程度的烦扰，因为这是信息公开工作的必然负担。
其他人的申请都在70件以上。最低年份只有1.23％,最高年份也仅有 5.49％。[5]陆红霞诉江苏省南通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江苏省南通市港闸区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5）港行初字第00021号。也有探索通过建立黑名单制度，限制一些特殊申请人的申请，但是这种做法由于得不到类似像澳大利亚那样的立法支撑，同时也因直接针对申请人进行的限制而饱受质疑。
[8]应当说，由基层法院所作系列裁判所引发的理论争鸣，让我们不得不深入思考：申请权滥用是否为我国独有？究竟应当如何建构申请权滥用的认定标准？ （二）国外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权滥用行为的讨论 英国、澳大利亚、韩国、新西兰等国信息公开法当中都有关于限制申请权滥用的规定。因此，我国政府对申请人的滥用申请行为应有更高的忍受度，对申请人的滥用申请行为规制则应更为谨慎。
从申请目的来看，特殊表现是申请人背离了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立法宗旨，企图通过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实现其他如翻旧案等目的。2．当地政府自2012年3月以来所冰冻的动物种类及冰冻数量。
第一种情形是很显然的纠缠申请，如申请中使用了威胁性或带有种族歧视言语的，该类申请即使申请人有正当的申请诉求，也可构成纠缠申请。这是因为过往的经验已经很好印证申请人的新的申请只不过是某种申请权滥用的表现。
[25]这些看法来自微信政府信息公开群的一些线上讨论，也有的来自和政府信息公开公开工作人员之间的交谈。[9]在和纽约州信息公开官员交流当中提到，申请权滥用在美国并不显著。第二种情形是似是而非的纠缠申请。虽然法院可以从司法救济角度认定申请人滥用了诉讼权利并予以驳回，但是行政机关却因《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无明文规定，遇到申请人滥用申请权时，只能依法逐一答复而无法置身事外。
申请量排前五位的申请人占了个人申请量的36.51％。构成申请权滥用的典型特征可以从申请人申请行为、申请目的和所申请信息三个方面进行判断。
[16]http: //www. ombudsman. parliament. nz/system/paperclip/document- files/document-files/245/ on gi nal/ part _ 2a_adminis-trative_ reasons_ for_ refusing- official_ information_ requests. pdf? 1344201714, Retrieved 2015-03-14. [17]同上往。最后，在缺乏法律明确规定的情况下，为了降低这些特定人群的申请量，各地也采取了一些应对措施，但是目前这些临时措施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申请权滥用问题。
江苏南通的例子则对此未作任何区分。参见英国信息公开法Part I中的相关条款。
